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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messiyun 時間:2020-05-25 19:21:24 點擊:181 回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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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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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messiyun 時間:2020-05-25 19:21:35
  如何看待?徐州三院早在2014年開始就已經是公私合營了。

  2014年,徐州三院被“改制”成為一家營利性的股份制醫院,私人資本三胞公司控股80%,徐州市政府佔股20%,雙方共同成立徐州三胞醫院管理有限公司,由管理公司的董事會管理醫院,由江蘇省人民醫院在技術、人才、管理、品牌等要素方面提供全面支持和對接。

  而且,當初引入“三胞”、力主改制“嚐鮮”的院長張居洋,現在不僅成為徐州三院的新老闆,而且還搖身一變,成為了包括徐州三胞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徐州三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徐州意源大藥房、徐州腫瘤醫院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的法人,以及南京新街口百貨商店有限公司等其他4家民營企業的股東。



  這還不清楚嗎?不過是上世紀末那一撥瓜分國有資產的故技重施而已,先故意做空單位,搞得負債累累,怨聲載道(可以看看知乎上徐州三院割雙眼皮那個帖子),然後順應領導和羣眾的呼聲,順勢而為私有化改造,只能説這麼多年了手段還是沒變過。

  ——本文轉自知乎用户:Vexationzheng

  發佈於 09:08・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介紹幾個公立醫院常見KPI指標。

  醫保限額:醫保病人花錢超標會罰款。

  基藥比:最便宜、最原始的基本藥物佔藥費的比例。治病不用基本藥物有坑錢的嫌疑,基本藥物用的少了會罰款。

  抗菌藥物使用率與使用強度:不管醫院的無菌技術條件和護理水平能不能跟上,理論上無菌的手術就不能用抗菌藥物,否則罰款。濫用抗菌藥物顯然是醫生水平不行。

  藥品出庫排名:用量多的藥物可能是有紅包回扣,哪個藥物用量多,停用三個月再説。

  平均住院日:病人住院時間長了會罰款。

  耗佔比:耗材佔醫療費的比例。心臟支架、骨科鋼板、替代手工縫合的吻合器用的多了,耗佔比就會高,罰款。

  診斷符合率:入院診斷和出院診斷相符的比例。疑難病人收的多,出入院診斷不符,會罰款。

  檢查陽性率:做檢查是為了確診病情,做檢查之前應當對病情有預判,不然就是醫生沒本事依賴機器。做了檢查沒查出之前預測的病情,罰款。

  祝大家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保健習慣,不要來醫院。如果不幸患病,請養成積極的抗病精神,“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

  發佈於 2019-04-03・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edwinlee
  單病種限費不拿出來溜達一下?[捂嘴]
  肆外韜圓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不不不,通常是:“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掛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


  現在最熱的應該就是DRG,即單病種付費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根據診斷付費,結合病情適當少量上浮。

  比如肺部感染,醫保僅僅支付6000,如果有嚴重合並症,最多支付10000。那麼一個重症肺炎合併呼衰的病人,需要呼吸機輔助通氣和高級抗生素,實際上光呼吸機每天費用就在1000左右,加上抗生素就是2-3k,14-20天的療程大約花費是3-5萬,可是醫保僅支付1萬,也不允許病人自費支付,不足的部分科室自己承擔。所以,科室很快就發現,凡是要用到呼吸機和高級抗生素的重病人全部都要鉅額虧損。

  所以,關鍵詞就在於呼吸機、高級抗生素和重病人,拒收重病人肯定是不被允許的,有呼吸機和高級抗生素不給病人用也是不人道的,那麼如何解決虧損問題呢?

  砸爛呼吸機,把高級抗生素從藥品目錄中刪除。不是我們不給治,我們是真沒有。

  然後其他科同理,什麼靶向藥、進口器材,甚至波立維、立普妥我們都沒有;闌尾手術只有開腹沒有微創,疝修補只有傳統術式沒有無張力;腸吻合只有縫線沒有吻合器;生孩子也沒有無痛。

  患者和醫生完完全全站在了對立面,患者每多花一塊錢,醫生就要多虧一塊錢,患者每少花一塊錢,醫生就多賺一塊錢。所以各位患者,請睜大你們的雙眼,防止醫生該做的檢查不做,該用的藥物不用,處處以次充好哦。死鬥模式現在開始!

  欲練神功,揮刀自宮。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樓主messiyun 時間:2020-05-25 19:23:26
  買了本《純愛》,瞭解一下馮亦代


  從“馮亦代現象”管窺反右運動中的告密文化

  作者:高和 分享2014-10-13 10:24

  標籤:右派,線人,馮亦代,章伯鈞

  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四項:其一是動員他們社裏民盟支部的成員“帶頭鳴放”,説“今後鳴放是盟的中心工作”,鼓勵平時“心懷不滿”的人向黨“進攻”。其二是攻擊“肅反”運動,説“肅反是憑主觀、宗派、教條主義辦事”,為“肅反”運動中被斗的人喊冤,動員他們寫申訴材料,要求平反。其三是攻擊黨員領導幹部,説師哲實行家長式統治。其四是到社外各處“點火”,曾幾次到北京工藝美術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去“煽動”。《人民日報》這篇材料不但公佈了馮亦代這些“現行”的“右派”罪行,還利用其檔案材料宣佈其歷史罪惡,例如説他參加過青紅幫,與幫會把頭、軍統特務結拜過把兄弟,還參加過國民黨。有了這些材料,也就足夠劃他為“右派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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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亦代與《悔餘日錄》
  馮亦代留下了一本獨一無二的書《悔餘日錄》[1]。這是他被劃為“右派分子”以後,以悔恨的心情寫的一本日記,其時間從1958年7月15日開始,到1962年4月18日為止,將近4年。下文摘引這本日記中的材料時,在引文後面的括號裏用6個數字表示日期。
  從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到,作者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後,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誠地認罪悔罪,決心改造自己,立功贖罪,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
  例如,日記中説:“我衷心感謝黨給我的援救,沒有這次反右,我的發展如何,不能預料,但自絕於人民一途則是有其必然性的,因為參加革命以來不努力改造自己,堅持資產階級的立場,罪惡之被揭露是遲早間事,越遲危害越大,後果更不堪設想了,現在懸崖勒馬,及早回頭,真是禍中得福。”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黨瘋狂進攻,從而自絕於人民。我今日所得的處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還是感激黨的,因為黨給我的寬大處理,使我還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贖罪,因此我應該抓緊這個機會,好好工作。”
  “由於我在過去九年來思想不進步,甚至墮落成為右派,今日就成為社會的罪人,這個教訓是顯明的,不改造自己,真不得了。”
  當時《北京日報》發表了社論“共產黨員應有什麼樣的志願”,提出了為黨服務的號召。馮亦代把社論中的一段話抄在日記本上,“以幫助我的隨時反省”。在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記中自勵説:“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贖了多少罪?你立場改變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須永遠保持住黨給你的清醒的頭腦,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跟着黨走,做黨的馴服的工具,為人民真正地忠實地服務”。
  經過“反右”這一思想煉獄之行,翻譯家馮亦代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脱胎換骨的變化。
  二、馮亦代被招募為線人之後的日常工作
  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馮亦代就被某機關招募為“祕密保衞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經是一個知名的文化人,劃“右”之後,他繼續以這個身份在上層“右派分子”中活動,以幫助這個機關隨時瞭解這些“右派”頭面人物的思想、言論、交往和行動。他在日記裏詳細地記載了他被安插到章伯鈞家裏卧底的事。在他這本日記中出現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鈞、李健生夫婦,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陳銘德與鄧季惺夫婦,以及儲安平、丁聰、吳祖光、黃苗子、董樂山、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錢端升等許多人。而他的重點工作對象是住在地安門的章伯鈞。
  瀏覽原圖
  章伯鈞全家照 章伯鈞(後左一) 李健生(前右一)
  除了章伯鈞、李健生夫婦之外,上級還交給他“幾個對象”,其中之一便是住在大佛寺的劉某。馮亦代原來並不認識劉某,於是“有關部門”就給馮創造條件,將他們兩個人同時安排到社會主義學院去學習,而且安排住在同一間房。馮在日記裏記下了到社會主義學院報到的事:“到校時已十時,報到手續很簡單,就是寫一個名字。我分配在第八組,組裏大都是民盟的成員,住在二十七號,和劉同室,他已先搬來,可惜人不在,否則倒可以先識廬山真面目了。”可想而知,馮亦代必定利用這個“同學”機會,努力去接近劉,後來果然與劉交上了“朋友”。以後馮就經常去大佛寺劉寓登門拜訪了。劉某大約也把他看做知己,多次請他到大同酒家吃飯。
  有一次,社會主義學院安排一些人到武漢去參觀,馮亦代當然要一起去,以便了解他人此行中的動向。不料卻發生了意外之事。他在日記中寫道:“學院裏決定三月一日去武漢,但今天下午臨時知道這個對象因病不能去了,我把情況向老劉同志(朱正注:此老劉乃馮亦代特殊任務的直接上司,與馮所監視的劉某同姓。)作了彙報,我覺得為了工作我也不該去,晚上和他見了一面,決定了幾個方案,請領導上去考慮。一夜沒有睡好,必須使自己的行動不露絲毫的馬腳,以免危害工作。”“清晨和老劉通了個電話,領導上批准了第一策,即去了又回。”於是,馮亦代便照這個命令辦理。他隨着大隊動身,再讓妻子鄭安娜發電報叫他回來。果然不露絲毫的馬腳。
  這位劉某原來也是要去武漢的,而且已將這次旅行的計劃告訴了他的一位住在鄭州的親戚,答應順道帶一包食品(在1960年那年月,食品是多麼寶貴的禮物啊!)給那人。可是他因病不能去了,就只好拜託馮亦代幫忙。此事在馮亦代的日記裏有記載:“劉某託帶物件,我在站外等到六時半,不見來,即入站,大隊已上車,站台上空無一人,急得不得了,劉妻已將東西帶到月台上。我真是庸人自擾,考慮得不周全,幸而沒有誤車。”“列車原定五時許到達鄭州,為了給劉某送物,心牽掛着,睡得很不好。結果列車誤點,到七時多才到鄭州,劉戚已來,即將食物包交付。”
  不知道這劉某乃何許人,既然被安排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應該是一位有一定檔次的比較高層的統戰人士吧。馮亦代原來並不認識他,可知劉某不是文化界的頭面人物。他或者是個舊官吏、舊軍人吧。顯而易見的是,某機關很不放心他,所以設法在他身邊安上個耳目。馮亦代接受了這任務,時常去他家。比如,“五時去劉家,在他家吃晚飯,一直坐到九時才回來。”“下午四時後去看劉某,一同到大同酒家吃晚飯,到九時才回家。”“16日晚和劉夫婦在大同酒家吃晚飯,18日,晚與劉夫婦去莫斯科餐廳吃晚飯。”“上午去大佛寺看劉某。同至大同酒家午飯。”“上午找劉某,同去北海畫舫齋看北京市四屆書法篆刻展覽會,好字無多,郭老的字越寫越怪了。中午與老劉同志通了一個電話。下午再找劉某,和他家人在大同酒家吃晚飯。九時回。”中午馮將上午與劉談話的內容向領導上彙報了,領導上很感興趣,要求再作一些補充。於是馮下午又去找劉某,談話回來,連夜寫成書面材料,第二天“清晨送了封信給老劉”。“晚上去大佛寺看劉某,談了一個多鐘頭,談不出什麼來,還是那裏去吃一頓的老一套。如何深入下去呢?應該更好地考慮考慮。”“去大佛寺找劉某。後又去二道柵欄。”這二道柵欄似乎便是某機關的所在地,馮去此地大概是彙報剛才談話的內容吧。“下午去看劉某,他又吐血了,這老頭兒這樣吐下去可不是事情!我對於自己工作進行緩慢感到心焦。”“晚八時去看老劉,對於工作他提出了一些意見,認為應該在家裏所給的範圍內,靈活運用,其次則是對一些人如劉就必須提高警惕,見縫插針,一直追下去,他也給了具體的指標,要在三季度內完成LL的方面。”看來領導上要求他從劉某那裏挖掘出某項材料的任務還很不容易完成。
  馮亦代在章伯鈞家的工作看來也是很有成效的。章詒和在“卧底”一文中描述了馮亦代是怎樣走進他們家的: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並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衚衕。母親快步走近他,問:“亦代,你好嗎?”馮亦代説:“李大姐,我能好到那裏去呢?”母親又問:“安娜呢?”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説:“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説:“好呀,請他來呀。”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2]
  馮亦代就這樣成了章伯鈞家的座上客,大約也就是在這前後,他被招募並指派赴章伯鈞家承擔卧底的任務。從馮亦代的這本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和章伯鈞一家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例如,“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時半才離開,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複製品,但印刷是十分精緻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顯然,這天他在章家共進午餐之後,又一同欣賞了主人珍貴的藏品。又如,“接到章的電話,上他家去吃午飯,二時回。”“上午十時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時才回來,中間還在沙發上打了一個多鐘點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上午和小愚去故宮看敦煌藝術展覽,十分精彩。”“小愚”是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家裏的名字。“小愚已經來過電話,約同去看京劇四團的《滿江紅》,戲演得十分精彩,導演的手法,尤其值得稱讚。”“下午去地安門(指章伯鈞、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飯,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滸傳》下冊回,並歸還刻本《隨園詩話》一部。”“晚上李(健生)章(伯鈞)請看北崑劇院的《吳越春秋》,並不如我理想的好。”“晚上去看小愚,她們明天去海拉爾,託帶信一封致李。”“晚去李(健生)章(伯鈞)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晚去地安門,喝咖啡。昨晚和他們去長安(劇院)看甬劇‘天要落雨娘要嫁’,……。”(620414)
  三、線人的工作技巧和兩面嘴臉
  在從事線人的“特殊工作”後,馮亦代不斷得到上級的指導。一位同志“代表組織”對他説:“工作中要放得開,不要畏首畏尾,正義在我們這一方面,沒有顧慮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緩衝機會,和家裏多商量,同時要使工作更為深入。”這裏的“家”指的是某特殊機關。還有一次,上級和他“談了工作,給我最大的啓發,就是對方以進步面目出現時,也要從中發現問題,因為談話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實的思想,我以前總覺得一聽了正面話之後,工作就只能到此為止,這惟一能説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從任何一句話,一種思想的表現中去發現問題,之內開動腦筋,深入地去思索,才會得到結果。這一點的提出,給我的啓發極大,也就是給我一個有效的工作方法。”“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一個時期的特徵,特別要善於辨別政治風向。敵人所不喜歡的,咒罵的,正是我們做對了的地方。同時在工作中,必須每次掛好下一次的鈎,不能造成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印象,也不要每次必有所獲,而且要從生活上去接近,真正做到‘朋友’的關係。這些指示都是正確的,必須記住,而且要善於運用。”
  馮亦代是聰明人,想來會在“特殊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技巧。比如,他很可能常對章伯鈞説一些章願意聽的話,不然,章就不會頻繁地要馮去吃飯喝酒、看戲、借書。可事實上馮亦代心裏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例如,他一次與章在社會主義學院相遇的時候,馮在日記中説寫道,章“見了我寒暄一番,説‘都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 的派頭!”“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
  馮亦代對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是敵視和鄙視的。他在日記中説:羅隆基是個“資產階級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譚惕吾這一類的預備帶着花崗岩腦子進墳墓的人”;“張志和很糟,他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沒有區別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對自己沒有好處。”;李景漢“一腦子資產階級的教養阻礙了他,雖説是社會問題的所謂調查專家,那真是鑽在雲霧裏看人間,若有所得,實則莫名其妙。”;“下午看了李景漢,關於他寫的那本北京附近農村調查,我提出了意見,全書的基本立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所謂超階級的客觀主義立場,事實上就是反動的立場。不用階級分析,不提黨的領導,抽象讚揚社會主義制度,卻在缺點方面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實質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馮亦代每次從章家出來,都立刻把談話的內容寫出來,及時向某機關彙報。馮的困難是,監視對象常常漫無條理地瞎談,又不能當場作記錄,而事後追記又怕記不清楚。馮在日記中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夠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麼明顯的。”
  這樣的工作也真難為馮亦代了。幸虧他是個長於驅遣文字的著名作家,這些特殊任務還是很好地完成了,因此還多次受到上級表揚。這也怪那時技術條件落後,50年後的今天,錄音機只有打火機一般大小了。
  李鋭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提到:“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對去年‘大躍進’和當前市場供應緊張情況,有批評性的看法和憂心忡忡。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鋭的、諷刺性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章伯鈞説,一九五八年搞錯了,鍊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羅隆基説,物資供應緊張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説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説,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台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説,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它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于學忠説,共產黨的政策忽冷忽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3]章伯鈞(或者還包括羅隆基)説的這些話,或許有一些就是馮亦代從他聽到的大量廢話中篩選出來的吧。至於龍雲和于學忠他們,大約身邊安插了另外的線人。
  為了提高自己的特殊工作的專業水平,馮亦代很注意研讀相關的書籍。他在日記中寫道:“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讀蘇聯小説柯茲洛夫所寫的《在克里米亞地下》,其中有段寫到他裝扮成一個農民,但一見別人有西紅柿,便急着買了吃,險些暴露了自己,給我的啓發很大,一個做工作的人,必須隨時注意自己的行動,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否則便要危害工作。”“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於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
  馮亦代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右派分子”羣中活動的。1960年初,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為了便於繼續從事特殊工作,上級考慮,是否暫時不公開宣佈為好。據馮日記的記載:“下午四時和老楊及老劉同志見了面。領導上因為我學習就要完了,回社去工作,考慮到我的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我自己認為只要對工作有好處,公不公開不成問題,但領導上卻想得十分周到,想到我和羣眾的關係,生活的問題等,要我在各方面做好工作,使一旦公開不會在工作上發生影響,同時可以更有利於工作。對於黨的這樣親切的關懷,我真是説不出的感謝。”可是,馮亦代公開的工作單位(出版社)卻不知道有關部門有如此複雜的考慮,“報完賬到中國文學編輯部,何路同志説:辦公室已經通知你已經摘帽子了,我忘記告訴大家了。於是她就打電話通知編輯部。我聽了不免呆了一下,連忙回家打電話給老劉,把情況告訴他。晚上和老劉見了面,把情況研究了一下。”
  馮亦代的特殊工作中包含這樣一項,每當中共有重要文件出台,或者發生了國際國內什麼大事,馮就得去收集其監視對象的反應。例如,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文件中説:“今明兩年城市糧食的供應標準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於必須保證出口,還可能有所減少。同時,由於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應標準因而有所降低。”[4]這是關係到每一個人穿衣吃飯的大事,估計到那些監視對象會發議論,於是上級就來佈置任務了。“和老劉同志在14日見了面,他談到黨中央關於節約糧食和棉織品的決定。老劉同志要我今後對黨的政策一定要有深的體會認識,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做好保衞黨的工作,一方面有了更高的認識,便不會為落後的意見所動搖。”“下午三時去看老劉同志。領導上因為我經常接觸反面人物,怕我對精簡節約的黨的政策立場有所模糊或動搖,所以特別由老劉同志給予我指示,要我首先搞通自己思想,然後才能更好地進行工作,歸納幾點如下:1、必須從人民羣眾的立場裏認識精簡節約;2、必須從建設共產主義的長遠利益來看待今天的節衣縮食;3、響應黨的號召,對自己是個鍛鍊和考驗,必須和自我改造結合起來;4、對革命事業的美好前途,大好形勢,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對於暫時的困難也必須有充分的認識;5、一定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看問題必須看到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要經得住生活的考驗。同時還指出今年有九億畝的災荒,所以思想上必須有所認識和準備,立場絕不能動搖。談了約二小時。”馮亦代不但在日記裏詳細記下了這些指示,而且身體力行照着做了,甚至在聽到這些指示之前就已經如此做了。例如,在“大躍進”期間,報紙上那些農業“高產衞星”,他都信以為真:“報上載早稻畝產已經出現了一萬五千多斤的,這樣的產量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但仔細想想,也是一條最普遍的實例,那就是‘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1959年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批判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之後,他又相信了會議《公報》和報紙上那些強詞奪理的武斷宣傳,像《公報》中説的“在今年內,在工農業主要產品方面,提前完成原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1962年)完成的主要指標是完全可能的。”[5]他在日記中説:“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從而保證了五年計劃提前三年完成,這是史無前例的成就,是和毛 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毛 指示要高舉三面紅旗,我則體會到保衞黨中央,保衞毛 ,保衞總路線的重要意義。”當這“三面紅旗”造成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之後,馮亦代在日記裏是如此寫道:“對於三面紅旗,特別是人民公社,正因為這個制度的優越性,才克服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620101)用他的這個顛倒了的是非標準去衡量,一定可以從監視對象以及其他人羣中收集到不少“反動”言論吧。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81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在莫斯科開會,通過了一個“莫斯科聲明”。多年後,參加這次會議的吳冷西在一本書裏詳細記錄了中共和蘇共兩黨在三個星期的會議期間激烈的爭鬥,最後各黨簽字的“莫斯科聲明”,其實是中、蘇雙方反覆討價還價又互相讓步才達成的一個“妥協的產物”。如果硬要説這個會議有“劃時代”之處,那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從此徹底分裂,中蘇日益對立。[6]不過,馮亦代對莫斯科會議的實情一無所知。他在日記中説:“莫斯科代表會議的聲明今天發表了,是個劃時代的文件,也是今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綱領,裏面閃耀着毛 思想的光輝,讀了十分興奮。”馮亦代帶着這樣的觀點去收集被監視者的看法了:“昨天去了地安門,和C(指章伯鈞)談了最近的國際形勢。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確是有一整套的東西,因為立場不同,一樣的事物看法就絕對不同,我們説《莫斯科聲明》很好,是給帝國主義者一個打擊,是給民族主義運動指出一個鬥爭的方向,但是從他看來卻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是誰的世界?是資產階級的,今晚似乎聽了一場秋蟬的哀鳴,存在決定意識,原不是什麼可以稀奇的。但有了一面鏡子,卻使我隨時得知有所警惕。”
  四、馮亦代:一個線人的自豪
  馮亦代很為自己所從事的這種“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寫道:“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衞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這時,他已經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保衞工作者”,他認為自己“是在第一線作戰”了。“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勳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麼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們為了保衞黨的利益而犧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則今天在極端順利條件下工作,又怎能把個人利益提高到黨的利益之上呢!想到這些,我也就釋然了。”“我想今後的時間應當這樣安排,首先是家裏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餘的時間,就是文學,包括翻譯和研究兩方面。”這裏要作一點名詞解釋:“盟”指中國民主同盟,這時他已經調到民盟當專職幹部了;“家裏”指他所服務的某機關,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報機構的通例,即“組織如家庭”;不知底細的公眾只知道馮是一位知名的文學家,而在他本人心中,卻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文學排在最末的位置。
  某機關也很重視做馮妻鄭安娜的工作,讓她完全贊成並支持丈夫幹這一行。馮的日記裏有如此記載:“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工作的情況大致告訴了她。她説‘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覆轍’。”“晚上在全聚德吃飯,老王、老彭、老劉三位,還有安娜,我喝了許多茅台,雖知多飲不好,但在這樣一個歡欣的時機,組織的鼓勵,同志們的親切的幫助,我又怎能不開懷暢飲。結果是大吐而歸。但我的心情很好。”次日的日記又寫到鄭安娜:“特別是昨晚上的一頓飯,席上同志們的話,對她的幫助很大。”我“把這事安娜談了,她倒是同意我去搞更直接的政治鬥爭的,她説這樣更可以多得鍛鍊,更可以得到提高,更有利於改造,當然她還是從一方面看的,但這還是正確的。首先應該是工作第一,保衞黨的工作第一。”“下午和老楊老劉二同志見了面。老楊同志給了我一番指示,要謙虛謹慎,要在工作中提高自己,從對知識分子的透視中來提高對特殊對象的工作水平。晚上和他們及安娜在全聚德吃飯是給我們過年的。對於黨給我和安娜的關懷,心裏十分感動。”“晚上張家勝同志和老劉同志找我和安娜在全聚德吃飯,喝大麴,微醺,回家即睡。”看來,馮家兩夫妻倒是同心同德地幹起了這份“特殊工作”來了。
  當然,某機關不會讓馮亦代這樣的線人無償工作。馮在日記中寫道:“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裏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説有什麼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夠不用家裏的錢最好。”筆者當然不知道馮那一次領取了多少經費。不過,我倒寧願以為,他未必是為了這些錢才來幹這份特殊工作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説教,認罪悔罪,才這樣努力立功贖罪的吧。
  看了馮的這本日記,我不禁為章伯鈞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運動之後他有什麼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會落到幾年前張東蓀那樣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羣中去活動,以收集情況,恐怕各地都有這樣的需要。馮亦代未必是僅有的一例。

  【香港四方集運】
  [1]馮亦代,《悔餘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此書屬李輝主編的“滄桑文叢”之一。
  [2]章詒和,“卧底”,載《南方週末》,2009年4月2日。
  [3]李鋭,《廬山會議實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1至52頁。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52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531頁。
  [6]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419頁。
  (作者系知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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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messiyun 時間:2020-05-25 19:24:13
  血糖正常值
  正常人空腹血糖:3.9-6.1mmol/L
  正常人餐後1小時:6.7-9.4mmol/L
  正常人餐後2小時:≤7.8mmol/L
  孕婦空腹血糖:≤ 5.1mmol/L
  孕婦餐後1小時:≤ 10.0mmol/L
  孕婦餐後2小時:≤ 8.5mmol/L
樓主messiyun 時間:2020-05-25 19:24:49
  醫改:

  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醫保資金不夠用了。

  過去公立醫院大包大攬,不管是保障性需求還是改善性需求,全都解決。

  比如能300塊找個實習生切的闌尾,非要花10000找個副高以上做個腹腔鏡;能用200塊錢抗凝藥物意思意思的心肌梗死,偏要花50000搞個支架。

  雖然大家都享受了高水平的醫療,但壞處很明顯,過度醫療滋生,導致醫保資金快速耗竭。

  現在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交醫保的人少了,用醫保的人多,而且近幾年來醫療發展非常快,特別是分子治療日新月異,所以醫療支出是一日高過一日。

  收入減少,支出增多,怎麼辦,就是開源節流。

  開源不説了,反正就是加税,明着加暗着加而已。

  節流最主要的就是控費,而醫保支出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公立醫院支出,所以控制公立醫院支出一直是醫改的重點,什麼平均住院日、藥佔比都是這麼出來的。

  還有針對公立醫院的醫保總額制度,就是今年就醫保給你1個億,多花的部分你醫院自己承擔。

  但是現在形勢更加嚴峻了,需要加大力度的削減支出,就需要從兩個方面着手:

  一、限制公立醫院、非盈利性醫療機構的規模,禁止增加牀位,把讓一部分人擠出醫保,使他們只負責交醫保,但是永遠沒機會用醫保。

  二、限制公立醫院高水平醫療技術的開展,比如現在大熱的DRGs付費,我不管你怎麼治,這個病我就給這麼多錢。

  比如心肌梗死,我就給你10000,你要是用200塊廉價藥物搞定,就淨賺9800,你要是非要腦子秀逗給人上進口支架,花了50000,那你就純虧40000。

  於是,醫保負擔就可以硬降下來。同時可以迫使對醫療質量有要求的人轉為第一種情況。





  最後,總結一下,因為人口老齡化,社保和醫保的負擔會越來越重,所以未來幾十年,社保、醫保的最主要的改革方向就是一個,控費。任何一個相關政策出來,不管官話説的多麼冠冕堂皇,你只要往控費上套就可以了,基本是八九不離十。





  很多評論談到民營醫院是可以使用醫保的甚至騙保的,這是事實,但是這些醫院的性質是非盈利性醫療機構,定價受物價局監管,是不能無中生有,或者提高單價來創收的。

  打個比方就是,闌尾炎手術費是300,你可通過加收特殊消毒費100,加收使用氬氣刀200,加收使用腹腔鏡加收800,加收可吸收縫線300等等物價局核定可以收費的項目,把費用合法合理的提高到1萬。

  但是絕對不能通過把闌尾切除術收成1萬(不符合300的物價標準),也不能通過收個專家主刀費1萬來獲利(無該收費項目)。

  而本文所指的民營盈利性醫療機構指的是類似於生殖、眼科、男科、整形這種,能夠自主定價的,但營業範圍為內科、兒科、外科、婦科、急危重症的高端私立醫療機構。

  比如和睦家,光掛號費就要500-1500的這種,而且只要他願意,闌尾切除術可以直接就定價10萬,也不違法。

  政府希望建立的民營醫院是後一種,而且會通過種種手段迫使非盈利性醫院迴歸公益性和保障性,放棄中高端醫療項目,僅僅提供人道主義關懷,從而達到控制醫保費用無限制增長的目的。

  比如不穩定性心絞痛,狹窄超過75%,最好的方法是支架和搭橋,最經濟的方法是抗凝,那麼公立醫院可能只提供抗凝治療方案,只需要200塊,醫保負擔180塊。

  但是惜命的,想要搭橋或者支架,就要去私立付50萬(市場自主調整,跟吃飯一樣,有的高有的低,但肯定比現在貴的多),醫保負擔0或者也是180塊,這樣不僅降低的醫保負擔,還可以通過對盈利性醫療機構收税,比如每收50萬,交税10萬來反補醫保。

  只有這樣才能在保障基本醫療需求的同時實現醫療的可持續發展。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窮人看不起病(自付比例太高,只能放棄),富人反而可以大量套用醫保資金(用滿每年10-50萬的額度),使得醫保到像劫貧濟富的手段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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